“我迷迷糊糊刚睡着，感觉有人摸我的胸口——睁开眼，他就坐在我床头。”王琪的声音里还带着颤，“我抓起手机就往卫生间跑，锁上门抖着报警。”后来她才知道，客户是用“落了东西在房间”的借口，从酒店前台到了房卡。警察来的时候，对方还辩解“只是想聊聊”，但判决书里写得清楚：他对王琪实施了强制。
1月17日，她硬着头皮去浙大一院精神科。医生在病历上写“急性应激反应”，4月底又确诊“创伤后应激障碍（PTSD）”。“我搬了两次家，”王琪说，“原来的房子离酒店太近，每次路过都浑身发麻。”甚至在婚礼前三天，她还要坐200公里车去法院旁听——她要亲眼看着罪犯被判刑，才能稍微“放下一点”。
2月，她在“浙里办”提交了申请，可一开始就遇到了“卡壳”：人社局说“刑事案件没结，先中止流程”。直到5月拿到判决书（罪犯被判缓刑），她才把材料重新递上去。更让她没想到的是，人社局还要做“精神伤害与事故关联性鉴定”——“他们说，以前处理的都是骨折、擦伤，精神伤害得找专家确认。”
杭州某区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后来告诉记者，这次认定“讨论了整整三周”：“我们翻了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五项——‘因工外出期间，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’，‘伤害’没说必须是身体的啊？再加上天津的先例，最终我们觉得，王琪的情况符合规定。”
“有人问我，‘至于吗？’”王琪说，“可他们没见过我凌晨三点坐在地板上哭，没见过我因为怕黑不敢洗澡。我是为了工作才去的安吉，才会遇到那个人——这份痛苦，难道不是工作的代价吗？”
杭州人社局的处理，其实是对“劳动者权益”的一次细化：当我们谈论“工伤”时，不该只盯着“身体损伤”，那些因工作引发的精神创伤，同样需要被看见、被赔偿。就像崔丽丽去年说的：“我要的不是钱，是‘我没有错’的证明。”
雨停的时候，王琪把工伤认定书放进抽屉。她指着窗外的梧桐树说：“我下周要去做劳动能力鉴定了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至少我知道——我的伤，有人认。”而对更多职场人来说，这或许是一个信号：当你为工作奔赴远方时，那些“藏在心里的伤口”，终于不再是“不能说的秘密”。
